张燕生：2021年，危和机同生并存

2021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当我们关注新冠疫情、全球增长和短期利益时，更要关注趋势扭转、格局变化和长期前景。大危机历史表明，大危机后凡是过度注重经济高速增长，放慢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的调整，迟早会面对增长极限而减速

文/张燕生

2021年无论对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赶上百年不遇的病毒大流行，各种矛盾和不确定性同步交织，带来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2021年的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明智决策是按兵不动、扩张还是收缩？在世界普遍存在焦虑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机遇和风险同生并存，考验着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一、全球经济将面对三个基本事实

2021年全球经济究竟怎么样？《财经智库》“2021全球经济信心指数”的调查问卷中，有74.5%的受访者给出了4%及以下的偏审慎预测。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要稍乐观一些（见表1）。经合组织估计，美国刺激计划将使其产出平均提高约3％-4%，有望在年底前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年通胀率平均增加0.75个百分点，同时为欧元区和中国经济带来提振0.25个-0.5个百分点的影响。

当前，全球经济面对三个基本事实。即超级全球化收缩、贸易投资减速、“三链”格局重塑，这意味着全球经济、贸易和产业增长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全球人均GDP增速为例，1990年－2000年为3.3%，2001年－2008年为7.1%，2009年－2019年为1.9%。未来十年，全球人均GDP增速是否还能够达到1.9%，很不确定。

支撑超级全球化发展有三大推动力，即开放、市场化、创新，同时也潜伏了三大危机，即货币、金融和经济危机，社会、种族和政治危机，地缘政治和大国冲突危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加剧了三大危机从隐性转为显性。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造成了全球贸易投资长期减速；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了全球“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碎片化、本地化、扁平化；大国之间科技和产业能力竞争，将改变未来世界科技、产业和贸易投资的基本格局。

在这个国际背景下，2021年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当我们关注新冠疫情、全球增长和短期利益时，更要仰望星空，关注趋势扭转、格局变化和长期前景。

二、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疫苗逐步推广和发挥作用，今年全球贸易投资形势趋好。其中，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恢复要好于消费和投资，东亚生产网络的恢复要好于美欧生产网络，中间品和资本品贸易的恢复要好于消费品贸易，一般贸易的恢复要好于加工贸易。

按照WTO的预测，2021年全球贸易量将在上年萎缩9.2%的基础上恢复性增长7.2%。去年四季度全球贸易量有所回升，但很快又有所下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今年一季度货物贸易较前季将下降1.5%，服务贸易将下降7%。今年2月WTO发布的全球货物贸易晴雨表，贸易指数为103.9，高于基准值100，也高于去年11月的100.7。但出口订单指数（103.4）和汽车产品指数（99.8）峰值已过，开始失去复苏动力。这说明全球疫情、疫苗及供应链、产业链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2021年，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1.国际贸易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吗？笔者认为国际贸易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虽然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电商贸易蓬勃发展，但短时期很难支撑国际贸易继续前行。2.国际贸易仍是基于国际工序分工格局形成中间品贸易为主的贸易体系吗？拜登政府推行的贸易链、技术链、产业链要符合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标准，会进一步造成全球贸易收缩减速。3.国际贸易区域格局会发生新变化吗？新冠疫情后，很可能形成全球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的新趋势。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环节和劳动力的时代将发生深刻变化。4.国际贸易格局会因中国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陷入“萨缪尔森陷阱”吗？这取决于中国能否构建更高水平的互补性贸易和产业结构，构建更高层次的共享型贸易和产业结构，获得国际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规则制定权的同时，建立基于对等、基于规则、基于包容合作的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直接投资额一直未恢复到危机前的峰值水平。今年1月24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FDI下降42%至8590亿美元，比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还低30%，不到危机前峰值的一半。2021年，预测将继续下降5%－10%。在投资方式上，新的绿地项目投资额为5470亿美元，下降35%。其中，制造业绿地项目价值下降了44%，服务业绿地项目价值下降了26%；信息通信是少数正增长的行业，投资额同比增长18%。2021年的FDI增长将更集中在科技和医疗健康领域的跨境并购项目而非新的经营性资产投资项目。中国在2020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其中，实际利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77%。2021年全球直接投资继续看好投资中国的前景。

三、区域化将呈现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特征

2020年，中国完成了两项重要协议的谈判。一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另一个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也是一个包括最发达和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开放包容共享的自贸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RCEP对我国贸易投资影响积极的占九成；对东盟、韩国和日本贸易投资影响积极的分别为近八成、近七成和三分之二。

目前，国际上的自贸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排他性的、高标准的、一揽子的自贸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等。其中，日欧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28.1%，零关税比重将达到99%。美加墨协定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27.6%。另一类是包容性、开放型、渐进式的自贸协定，如RCEP，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的32.3%。我国正在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架构，下一步将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稳步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经过七年谈判终于达成。不仅将惠及中欧双方，也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欧盟委员会认为，中欧投资协定将给赴华投资的欧盟企业、投资者和服务提供商提供更大的法律确定性、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与规则。该协定除了禁止强制转让技术规则外，还是第一个履行国有企业行为义务的协议、补贴全面透明度规则和与可持续发展有关承诺的协议。

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意味着我国将直面国际高标准规则可能带来的挑战。这其中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重在深化国内改革开放，争取战略主动。下一步通过推动中欧自贸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CPTPP谈判，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新实践。一是进一步降低关税率，取消非关税措施，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二是进一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三是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现代化水平并与全球体系对接；四是进一步促进科技、人才、创新自立自强和全方位国际合作；五是进一步打造畅通循环的现代流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创新体系。

四、全球经济风险显著上升

2021年全球经济风险的基本面仍是全球化的三个深层次矛盾转化为三个方面风险和危机隐患决定的。一是全球治理赤字和全球不平衡矛盾转化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风险显著上升。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可能性。二是全球发展赤字和政治分裂对立的矛盾转化为政治和社会危机的风险显著上升。曾是全球化旗手的英国脱欧、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等，加剧新冠病毒与人类斗争的背后，是人类社会内部分裂和对立。三是修昔底德陷阱、萨缪尔森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大国冲突对抗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危机的风险显著上升。这些基本面的变化，导致2021年全球经济风险越来越难以预见。

2021年，预计中美两国有可能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法案，预计对美国消费、就业等经济指标以及股市、债市、不动产、大宗商品等资产市场带来明显的刺激效果。但同时这也将带来相应的风险，即可能带动通胀预期、美元汇率波动、资产价格上升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加大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风险。预计美国后续还将出台更大规模的经济复苏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振兴等领域。这些刺激将带来更大的通胀预期、美元贬值、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变动的前景。因此，IMF警告说，决策者必须对大规模开支和低利率构成的风险保持足够警惕。

五、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增长的首要议程。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已开始步入一个快车道。2020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2.44万亿元左右，“十三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率均达到了两位数，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4%左右，已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十四五”开始，中国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而且要解决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如何缩小差距等问题。对此，首先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其次，要跨越技术、产业和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萨缪尔森陷阱”。再次，推动数字、服务、绿色和包容全球化的发展。1980年以来，美国通过《拜杜法案》、《联邦技术转移法》、《国家竞争力技术转移法》等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政策、战略，形成了危机驱动、需求拉动、部门推动的科技创新能力竞争机制。对此，要推动开放创新、开放合作、开放共享的创新全球化；推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的数字全球化；推动实体经济与现代服务协调发展的服务全球化；推动碳交易、碳达峰、碳中和等发展的绿色全球化；推动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发展的共享全球化。

六、2021年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收官”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词，“开局”是另一个重要主题词，即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开局了。过去中国主要讲了市场经济的故事、外向型经济的故事、工业化经济的故事。未来则要讲好三个新故事：一是科学的故事，努力夯实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公共研究、开发试验研究发展的生态系统、体制环境和跨境网络，解决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和周期律的问题，迎来科学的春天。二是法治的故事，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和制度相衔接，推动法治和治理现代化。三是共富的故事，从解决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直至实现共富，开启新的30年。

2021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值是6%以上，预计实际值会保持在6%至8%之间的合理区间。目标值6%以上，反映了政府政策导向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金融危机后的研究发现：一是大危机后往往会带来发展动能、结构和模式的调整和转换。无论是内生性增长模式，还是参与国际大循环增长模式，或是投资驱动增长模式，都会发生深刻变化。二是大危机后凡是过度注重经济高速增长，放慢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的调整，迟早会面对增长极限而减速。三是大危机后不同模式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学习和差异化的竞赛机制。

图1即展示了金融危机后，是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还是不求变革、最终做温水青蛙，结果差异很大。2018年前江苏省的经济增速最高，但此后开始减速。山东省在2012年至2013年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很快转向减速。而广东、浙江经济增速较低，推动了腾笼换鸟，广东从2014年、浙江从2018年开始经济转向加速。从全社会研究经费投入额来看，2015年江苏省排名第一，但从2016年被广东省超过。研发强度2017年江苏省排名第一，但从2018年被广东省超过。研发强度2015年浙江省比江苏省低0.21%，到2019年缩小到0.11%，2020年预计将进一步缩小到0.05%。全社会研究经费投入额和研发强度，2015年－2017年山东省逐年上升，此后逐年下降（见表2）。

七、2021年中国经济应防范的主要风险

2021年仍将是一个多事之秋。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47.53%）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面对的最主要风险。今年全国“两会”上，财政部明确表示，将从国家总体安全和经济财政可持续发展出发，坚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不动摇。为此，建立了常态化直达机制，盯紧盯牢直达资金的分配、拨付和使用，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83370亿元，略有增加；赤字规模3.57万亿元、减少1900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分别为2.75万亿元和8200亿元；新增专项债券安排3.65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000亿元，以防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风险。

防范输入型经济风险是另一件重要工作。美国等国采取大规模经济救助法案将增大全球不确定性风险。中国如何对冲由此可能带来的经常项目顺差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等输入型扩张效应；如何准备美国经济复苏后可能采取反向宏观政策操作，引发我资本大量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减少等输入型收缩效应。双向外溢影响会干扰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资产体系健康。图2显示，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大规模量宽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资本大量流入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产生了输入型扩张效应。而到了2014年8月，美国经济复苏撤出量宽货币政策，反向宏观政策操作和外溢影响，导致同期中国资本大量流出，人民币大幅贬值，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产生了输入型紧缩效应。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做好反向对冲政策安排和资产安全管理策略。

2021年我国经济风险管理的战略和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要从战略、全局、长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建立确保金融和资产安全、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和重要原料安全等供求防线，确保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安全。制定相关安全保障措施和立法，确保金融、粮食、能源等安全。重视数字货币、数据、网络等新型安全，防范抵御风险。构建生态、水、土壤等安全屏障，确保可持续发展。二是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和谐发力机制。当前世界正出现类似1934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革命的宏观形势变化，政府干预经济政治的作用显著上升。统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和谐发力机制，是防范经济风险的制度防线。三是统筹好开放和风险的关系，防范对冲开放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八、适应全球“三链”调整的新形势大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一是“供应链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新冠疫情凸显出一个特点，即参与全球化工序分工体系越深、技术和产业复杂性越高、对全球综合物流网络依赖越大，受冲击就越大。因此，强调关键核心环节安全将成为新趋势，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以实施和保障。

二是科技产业链、供应链脱钩与挂钩战略较量将成为新常态。为此，建立中美之间、中欧之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科技产业链跨境合作网络，是一个重要应对方案。

三是各国将显著加强“国家干预”能力。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临时性措施会长期化制度化。

四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美欧为世界提供市场、技术以及关键零部件，由于疫情而导致中断。疫情迫使东亚地区加强合作，协调扩大区域内需，共同稳定区域供应链、恢复区域产业链、提升区域价值链。

五是全球创新东移有可能成为新趋势。全球需求、供给、服务、资本等的东移趋势会推动全球创新格局东移。既包括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东移，也包括技术、人才、数据等优质要素东移，东亚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六是全球供应链会变得更短、更本地化、更具有弹性。当前，跨国公司收缩全球布局已成为趋势。为避免断链、断供、断联的风险，新型贸易方式发展很快。如用商业存在方式推动服务全球化，用数字技术方式推动技术全球化，用离岸管理方式发展商品全球化。

七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市场成长性最好的供应链网络。更加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更加重视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资讯服务、设计服务、人才服务、专业服务等全方位国际合作，推动科技和人才深度融合成为新趋势。

八是产业链本地化、供应链智能化、价值链高端化迅猛发展。新冠疫情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人群集聚频率和服务空间密度，促进了云会议等新业态的发展，新型供应链网络变得更短、更有弹性、更有韧性，更能针对性满足小众需求痛点。

（本文来源于《2021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注：全文有删减

【作者：张燕生】　(编辑：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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