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融，辅工立商

　　百年金融史 国运沉浮录之三

　　金融与国运，一脉相牵。

　　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定律。尤其是进入现代，金融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能力是筹资能力，更是配置资源的“将钱花到刀刃上”的能力——这正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近百

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乃至国运的兴衰？让我们从历史的密码中为今天寻找提示。

　　民国金融，辅工立商

　　1920年代以后，得益于江浙财团的支持，一批爱国的金融精英执掌中国银行近二十年。期间，他们凭借高超的经营手段有力地制衡外资银行的扩张，扶持了国内民族企业的成长。

　　□ 艾伦

　　1935年，当时名震上海滩的棉纱大王荣宗敬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家银行写了一封感谢信。

　　这位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商界奇人，在信中感谢两家银行鼎力相助，帮助他的纱厂免于破产倒闭的命运。一年之前，这位向来“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的民营资本家跌入了人生第一次低谷，由于经营不善，旗下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结果，由于所欠汇丰银行的债务到期无法返还，汇丰银行要求其将抵押的申新第七纱厂破产清算，并打算将这个纱厂出售给日本企业。

　　这对荣宗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他们一方面对出售给日本企业心生抵触，另一方面担心申新第七纱厂的破产引发连锁反应。

　　在得知荣氏兄弟面临的困境之时，中资银行们伸出援手。此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会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面交涉，它们还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 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 继续放款, 清偿了汇丰银行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这对荣氏企业来说意义非常，尽管荣氏兄弟已经能够做到在“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但他们的背后却是巨额的银行和地下钱庄融资。

　　最关键的是，其中大部分的融资来自外资银行和洋行。其实从创业之初，荣宗敬就是借助外资起家，外资银行也通过控制荣氏企业的金融命脉，间接控制了中国的面粉和棉纱产业。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其他中资银行的出手，使荣氏兄弟起死回生，并使中资金融机构成功取代了外资银行。荣氏企业在中资银行的扶持之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在1936年成立的申新纱厂“经营管理委员会”中，7人里即有3人来自中国银行。

　　所以，荣宗敬在信中写到：“贵两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于敝公司纱厂营业困难情形予以同情谅解，至深感纫。”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面联合中资银行拯救荣氏企业的行动，不仅仅对荣氏企业是雪中送炭，对当时的中国本土银行的发展，也意义重大，这实际重塑了当时上海金融业的格局。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采取官商合营方式，在上海，更是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洋派为主力的银行群体。

　　这些银行的行长大多具有欧美银行的从业经验，英语流利，通晓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其幕后老板大多是江浙两地的巨商。这些银行的经营重点都是瞄准本土的工商业。其中如四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华东陆、中华劝工、中国垦业、中国企业等这些已经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民营银行，在成立之初，大多都将目光瞄准了发展工商业。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训之一就是“辅助工商”，提出“抱定辅助工商实业的宗旨，凡可以增加国民生产力、改进国民生活的事业，当尽力为之”。1929年至1932年间，中国银行的工商业放款占中央银行、中国、交通三银行放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在整个30年代，中国银行的工业贷款总额中，有80%流向了纱、粉、丝为重点行业的新兴民族工商企业。

　　当时上海最大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长陈光甫也一直将辅助工商作为行训之一，对新兴的工商企业大量放款。陈光甫成立了调查部, 对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观察企业的经营是否规范。

　　金融市场的活跃，带来了民族工商业的繁荣，也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这对金融业的资源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到1935年时，上海一地存款数量高达42亿元，占全国资金交易量的60%以上。随着资金的充裕，上海滩的金融业竞争越发激烈，开银行并不是一门好做的生意，没有固定的息差收入，银行家们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

　　在陈光甫先生的日记，经常发现这样的惆怅，“银行家有说不出的痛苦”，“现在银行家是有的是钱，可是有了钱而不能用，用了也没有益处。要找寻一个善于用钱的借户，其难真如登天”。

　　以1932年为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一直在增加，利息收入却在直线减少，“查去年利息净入，计2185200 元（房地产进益不在内），若减去各项开支，仅余183800 元，已不足以付股东之股息”，再减去呆账104 万元，“则利息项下，只有1145200 元，以之抵偿各项开支，尚短缺856200 元”，要支付股东利息更是没有可能。

　　与当时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是一批新生儿。尽管从1925年开始至1935年，中资银行经历了黄金十年，但此时欧美银行和洋行的大楼已经几乎占满了外滩。直到1934年，中国银行董事会花费600万元，决定在外滩建造中银大厦，才使中资银行在外滩上有了自己的代表。

　　外滩上的格局更是当时上海金融格局的缩影。但从1935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联合中资银行救助荣氏企业之后，格局发生改变，荣氏企业更多地开始与中资银行形成隐形的联盟。

　　这种联盟后来发展成为1930年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普遍模式，民族企业与中资银行深度合作。每一个成功的民族企业背后都有一些大银行的支持，每一个大银行背后都有一些大民族企业鼎力相助。1932年，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发起了“国货厂家星五聚餐会”，每星期五在中国银行举行，集合志同道合的国货厂家，交换经验，研究改进。从最初参加的十余人，陆续增至60 多人，都是上海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935年之后，仅荣宗敬一人就至少在7个钱庄、2个银行、1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他还以公司名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他在上海储蓄银行开始投资20万，后来增加到45万，成为大股东。他也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

　　虽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这种民族工商业和中资银行产融联合推动国家走向富强的内生机制被打破,中国金融业的走向也发生大逆转。然而两者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仍反映了当时救国图强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