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向世界出发

　　“百年金融史，国运沉浮录”【之四】

　　金融与国运，一脉相牵。

　　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定律。尤其是进入现代，金融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能力是筹资能力，更是配置资源的“将钱花到刀刃上”的能力——这正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近百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乃至国运的兴衰？让我们从历史的密码中为今天寻找提示。

　　1929：向世界出发

　　——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轫

　　提要：早在82年前，中国金融业就已经开始全球布局，为中国的富强打通外部的资本通道。

　　□艾伦

　　1850年，美国摩根家族第一次在伦敦金融街上开始美利坚大陆的生意时，这位美国现代金融的奠基人没有想到，这个选择决定了日后美国南北战争的胜负，并且为美国开创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繁荣。

　　70多年之后，摩根家族这种通过海外融资推动国家富强的模式，被一位中国的银行家所效仿，他打算同样从伦敦开始，为中国的富强打通外部的资本通道。他就是当时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

　　1929年11月4日，伦敦金融街上多了一张新面孔——中国银行伦敦分理处正式开始营业。这在英国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个长期被殖民和被欺压的东方国家，居然把自己的金融触角伸进了整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不仅仅在伦敦，1931年在大阪、1936年在新加坡和纽约，同样出现了中国的金融触角。这些触角勾勒成一张巨大的网络，而母体就是当时中国资本实力最雄厚、经营最成功的金融企业——中国银行。

　　这个全球网络的缔造者就是张嘉璈。自从1916年起，张嘉璈领导中行成功的阻扰了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之后，他就成了中行的化身，成为中国银行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这位声名远播的银行家，当然也是蒋委员长着意笼络的人才之一。

　　1927年，张嘉璈母亲去世，葬礼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是素未谋面的蒋委员长，蒋介石在张母的葬礼上叩头跪拜，显得情深意重。此后，蒋介石国民政府更是连连向张抛来橄榄枝，意在通过张嘉璈控制中国银行。

　　1928年，蒋介石和宋子文试图以中国银行为班底组建中央银行，条件是更名为“中央银行”，并由政府控股。此时的中行是一家官商合营方式的企业，改组成央行，就意味着变为国家部委。

　　不过，张嘉璈拒绝了这顶“红帽子”。比起央行副行长的高位，张嘉璈显然志在做一名纯粹的银行家，在夹缝中生存的他，最为看重银行的独立性，中行不能再次沦为政府的“钱袋子”。而在他心里，此时已清晰地规划了中行的未来之路，那就是成为中国惟一的“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

　　这个定位，是中行基于1919年至1928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得出的慎重决定。

　　从1919年开始，中国和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贸易额在逐年稳步的上升，专注国际汇兑业务，深耕贸易金融领域，中国银行定位的改变，使中国金融业开始首次真正面向世界。实际上，这也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分水岭。

　　一个银行家的选择几乎奠定了一家银行的百年基业。从此，国际汇兑业务，中行高歌猛进。

　　1930年代初，中英、中日、中美贸易分别为中国对外进出口前三位，而新加坡则是侨汇来源最多之地。于是，中行海外分行网络建立从这四个国家开始。

　　1929年5月27日，张嘉璈就马不停蹄地向世界出发了。历时10个月，他走访了苏联、法、德、英、美等18个国家。除了设立伦敦分理处，他还与英、美、法、意等多家外国银行建立直接通汇和代理关系，为中国国际汇兑业务的开展建立了全球网络。回国时，还聘请了四位英、德银行专家，协助中行改革了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

　　在辅助工商的经营宗旨基础上，中行积极进行着自己的转型。为了便利中外民间的资金流通，中行一方面推广出口贸易的汇兑业务和推进侨汇业务，一面为国内筹措外汇资金，中行很快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汇兑银行。

　　到了1931年，中行风头甚至盖过了在华的老牌外资行汇丰、花旗。连各国驻华的三千多户基督教传教士经费的存款、汇款业务也经由中行办理。

　　1930年7月张嘉璈在总行设立国外部，统管海外分行网络，这个部门至1936年盈利46万余元，地位仅次于上海、香港两分行，居全行第三位。这年，中行资产总额也达到创纪录的17.19亿元，比1927年增长了两倍多。

　　抗日战争前，中行的海外分行网络，不仅使中行能够和其他国内竞争者明显的区别开来，也为中行提供了充足的收入和多样化的业务发展渠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工商业全面凋敝。不过，中行再次凭借海外网络，发展侨汇业务，山穷水复后柳暗花明。

　　为了进一步吸收侨汇，拓宽中国的外部金融通道，从1938年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行陆续在当时的南洋、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等地增设海外分支机构18处。

　　华侨巨子陈嘉庚曾在《南洋回忆录》中回忆到：“南洋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

　　抗战前4年（1937年到1940年），全国侨汇汇入累计40.5亿元法币，为同期财政收的126.8％，平均每年汇入侨汇10亿元左右，抵补贸易入超绰绰有余。中行经收的侨汇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成为经收侨汇的主力。

　　历史的钟摆在1945年又荡了回来。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回报华侨的救国之心，国民政府于1946年2月通过《华侨复业贷款办法》，要求中行和交行向华侨发放贷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1946年海外中行贷款总额折合法币达到823亿元。

　　四年后，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人民政府接管中国银行，将其并入人民银行，但对外仍保持中国银行名义，持续经营，承担外汇经营管理工作，努力拓展对外贸易。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支付结算使用的货币主要是英镑，国家外汇资金的存放和调拨主要通过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办理。

　　到1976年，与中国银行有互委业务关系的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达到1,922家，分布在13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银行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融通世界的桥梁。直至改革开放，中国银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79年，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专业银行，在卢森堡设立分行，由此迈开新一轮“向世界出发”的步伐。

　　1992年，中国银行海外机构资产已占到全行总资产的48%，成为中国银行的半壁江山。

　　从2003年起，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终于启动，在经历了股改、注资、剥离、战略引资、上市的华丽蜕变，截至2010年末，中行的海外机构覆盖32个国家和地区，有近千家境外机构，海外机构资产规模占集团资产总额20%。

　　80年前，总经理张嘉璈曾经豪情万丈，写下一段随笔：“以中国银行之奋斗经过，推及于民国以来之政治演变，若能早有巩固统一之政府，有完善健全之法律……何事不可追步欧美，甚或后来居上。” 中国银行业能够跻身全球顶级银行，这是第一代中国银行家未竟的梦想和宏愿。

　　不过，2006年，中行上市之后，市值排名很快挤入全球10大银行之列；2011年11月5日，国际金融监督和咨询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了首批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中，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乃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入选的机构。

　　这意味着，中行和高盛、摩根大通、花旗等国际顶级银行同台竞技，承担更多的责任，也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而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今天的中行依然牢牢占据着国际结算量全球第一大行的位置.

　　这个至高点正是来自于82年前的第一次向外拓展，也凝聚着张嘉璈等几代银行家的坚持和梦想。